原标题:协和人的故事 喜欢就去做的呼吸内科朱元珏教授

2017年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建校100周年,北京尤迈医学诊所整理出“协和人的故事”,以此表达对协和前辈的敬意。

【协和人的故事】喜欢就去做的呼吸内科朱元珏教授

朱元珏教授简介

朱元珏教授,著名呼吸病学专家。1948-1951年在燕京大学医预系学习,1956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学院医疗系。1956年以来一直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,先后任内科住院医师、总住院医师、主治医师、副研究员、和主任医师。1985年起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授。1979-1982年赴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肺科作访问学者。回国后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呼吸科主任和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系主任。现任北京协和医院呼吸科教授、主任医师。现任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及国际呼吸杂志资深编委和 Journal of COPD编委。并担任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组专家和中国药监局新药评审专家。1986年获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科技工作者称号。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。曾任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第四届主任委员(1995-2000),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总编辑(1992-2001年)。并曾经在北京医学会呼吸专业委员会中担任多届委员。

不忘初心坚守医学信念

住啦老家住天津,曾就读于圣功女中(现天津市新华中学),这是个天主教学校。“学校里有很多修女,称为sister,负责教导我们外语,并监督纪律。修女们有很多是外国人,管理纪律非常严格”,朱老说,“我们在学校时都要穿制服,夏天穿白衬衫黑裙子,秋天穿蓝色,裙子必须在膝盖下方,头发需要留成短发。当时教学楼有四层,年级越高,楼层越高。有些高年级女生开始喜欢打扮了,修女们下课就守在楼梯那儿,见到头发长的同学就会带到教务处把头发剪了。”侵华战争后天津沦陷,学校由日本人管理,“我们每天早晨都得向东方敬礼。日本人给每个学校派了日本老师教书,但大家都不好好上课,一年也没把五十音背完。倒是那个老师是个普通日本人,很老实,最后只能想办法让大家及格。”

“战争年代不比现在,那时民不聊生,大家的生活都十分贫困。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,妇女如果想要入职工作,可选范围十分狭窄,所以很多人最后都做了秘书。听上去好像很光鲜,但实际上就是去做个花瓶充充门面。我考大学的时候心想:一定要选秘书之外的职业,要能自食其力。思来想去,觉得女生学医很不错,一是觉得不求人,不用趋炎附势,二是自家哥哥有一个好朋友也在协和学医。所以中学毕业后,我报考的三个志愿全是医学院:燕京医科、辅仁大学生物系、北大医学院。”朱老笑说。每个学校考试地点和试卷不同,报完名后老师就独自跑到北京参加考试。后来公布结果的时候,三个学校都榜上有名。“因为哥哥在燕京大学念书,所以我就选择了燕京医科。”1948年入学,燕京大学学习条件很好,学校倾向于让学生自己学习,有时上课就给一个大纲。这种自由化管理方式下,同学们就产生了不同的选择,有的没有念书到南边部队参军,有的去政府工作,“但是我就一直是傻读书,也不参加学生运动,我们班入学时一百多人,一年下来只剩下四十人左右。等念完医预要到协和的时候,又有一些同学转系了,最后只剩下了二十多个。”

自食其力的想法让朱老师踏上了医学道路的第一步,而在那么多人选择放弃时,不忘初心的精神让朱老师在医学道路上走到了今天。谈及现在许多医学生觉得当医生待遇差而且辛苦,难以维持生计,而对从医事业产生犹豫,朱老师说,“大夫这个职业就是吃苦的,如果你喜欢ICU,那就做吧,不就是苦点儿吗?房子没够的,钱也没够的。要是真追求享受就别学医,医生只有苦过来的,人们老说多少年的媳妇熬成婆,大夫也是这样,而且,学医也并不全是苦,现在已经走上了这条不归路,但是它吸引你,还挺有意思的,别人没诊断出来,我诊断出来了,而且治好了,多好啊!”

多进病房常以患者为师

虽然已经过去多年,但朱元珏老师始终记得一位二十多岁的女患者,流产两次,第三次怀孕几个月的时候一直发烧,一检查发现是胸膜炎。当时没有查出病原菌,但从病情上看最有可能是结核。然而抗结核治疗的药物会影响胎儿,患者和家里人都很宝贝这个孩子,舍不得流产。接诊的大夫就让患者来找朱老师。朱老师和她聊了很久,谈开之后劝她可以在密切观察下继续治疗,根据母子情况再决定是否引产。患者和家属理解了病情可能的发展,每月都来医院复查。幸运的是,吃过药后烧退了,孩子顺利出生。“这个病例其实很普通,但我帮助患者下了一个决定,人家信任我,我就需要负起责任。”在这几个月里一起走过,一同面对病情,对于一个医生而言,真的是一次难忘的经历。

朱老说,从医这几十年间,见过的疑难杂症实在太多太多,直到现在,查房时有些病例诊断起来还会觉得特别曲折。希望大家进入临床之后能多和患者交流,学医、行医的过程就是从患者身上学习的过程。现在的大夫都很少到病人床边去,一方面是大夫时间少了,另一方面是大夫想法不同了,想要做的话总会有时间去做。自己年轻时好奇心大,而且也没有那么多分心的事情,一门心思扑在临床。在外科轮转的时候有一个患者做了痔疮手术,上课的时候讲有的痔疮可能是结核的病灶引起的。“我负责给这位患者换药,每天没事儿就到床旁去,后来发现他真是患了结核病。那时候病房里,别人组里有什么特别的病,不用说大家就都会去看,看完在底下相互交流,而现在的大夫不归自己管的患者的病情就不清楚” ,朱老语重心长地说,“有的大夫觉得学习理论知识比直接接触病人收获更多,其实这样学医的乐趣也就少了。”

抽丝剥茧依靠细节诊断

朱老师回忆道,以前做住院大夫的时候,虽然也不写大病历,但病程是要认真记录的。比如原来认为是什么病,后来发现有什么问题,自己是怎么想的,主治大夫怎么说,会诊的讨论又是什么,这些都会在病程上一一记录。但现在的病历就看不到这么详细的了,其实这个记录对于诊断、治疗都非常有价值。有的时候,轮转接了其他大夫的班,不管他的患者经过了多少治疗、会诊,对于你来说,这些患者都是新患者,只要去接班,就不能满足于以前大夫的结论,就得去问去查,这时候,就很可能发现新问题。朱老师在内科工作,有人说内科大夫就像做侦探一样。爱好侦探小说的朱老师很赞同这种说法。她说:“内科大夫很需要逻辑性,而且不能主观,得依据客观证据做出分析,还得言之有理。比如呼吸科得有病史,虽然都是咳嗽气短,但也有其不同,病史要问,体检要做,这样才有方向,然后进一步做些专科检查,比如肺功能。这样一步一步抽丝剥茧才能把诊断做出来,才能把病人治好。”

“玉心慧质,妙手仁医”似乎是朱元珏老师的真实写照,与她接触的短暂时间里,我们可以想见她平时对待自己的患者也是贴心负责、亲切和蔼。朱老热爱临床工作,八十多岁的老人家,在门诊工作到了身体条件不允许的地步还继续参加内科查房。面对我们这些学医的后辈,她毫不吝啬地将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倾囊相授:面对患者,要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,到床旁去查体去交流,不放过一丝疑点,为自己的每一位患者负责。

在朱老师朴实的话语中,我们看到的是协和精神的所在。

(说明:文字根据网络内容整理汇编,部分图片转自网络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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